我查了，古人也有玩SP和恋物的

有人说bdsm是个舶来品，由潘光旦老先生翻译成“虐恋”之后才引入中国，中国没有自己的虐恋文化。

我稍微有点不同意见。其实许多古籍里都有对类似现象的描写，古往今来，一直存在。

比如宋朝的宣城守吕士隆就是一位道具控+SP爱好者。

宋朝的宣城算个大城，所以里面的人前卫一点，时尚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吕士隆当时已经是宣城守备军的最高指挥官，升官是暂时没法升官的，这辈子可能都升不了了，军营里娱乐活动又没有，只好打打军妓维持生活这样子。

“宣城守吕士隆，好缘微罪杖营妓。”赵德麟《侯鲭录》里记载，吕士隆平时最喜欢的娱乐活动呀，就是想方设法地找借口来打军妓，看军妓呼天喊地，哭爹求娘的样子。

有一天，吕士隆又随便找了个借口想打军妓了，可刚把军妓裤子脱了，军妓鼻涕眼泪全下来了，泣诉曰，“我是被你打习惯了，不敢避杖，但是最近军营里新来了一批军妓，各个能歌善舞，出水芙蓉，我害怕你这样对军妓说打就打，要把她们都吓跑了呀，这样一来，你以后就无新人可打啦。”

吕士隆一听，觉得肥肠有道理，自己可是要用科学发展观引导SP事业可持续发展的男人，怎么可以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因此他非但没有杖责这个军妓，还因为觉得她是真的在帮自己想办法而犒赏了她。

后来宋诗鼻祖梅圣俞听了此事，还特意写了首《莫打鸭》来讽刺吕士隆，“莫打鸭，莫打鸭，打鸭惊鸳鸯，鸳鸯新自南池落，不比孤洲老秃鸧，秃鸧尚欲远飞去，何况鸳鸯羽翼长。”这里的“鸭”指的就是老军妓，“鸳鸯”指的是新来客。

查阅史料可以发现，古籍中凡是提及与施虐倾向相关的记载，几乎都是和权力、强迫挂钩的，不存在受虐一方自发的、心甘情愿的现代bdsm行为。

再比如这一例，清朝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中记了这么一件事，乾隆年间有位姓甲的中产阶级，家里有一妻，一妻弟，一仆一媪，无子。结果婚后不到一年，甲某挂了，又不到一年，妻弟也挂了，这一仆一媪一看，我靠，甲夫人有毒啊，克男人，快跑吧！于是仆妪皆散去，留甲妇人一人。

但甲妇人克男人的名头已经传开去了，一开始还有好心人让她帮忙洗洗衣服，干干杂活，分些食物给她，后来也接不到这样的活了，生活饥寒交迫。

就在过不下去的时候，县官家的老媪找上门来了，说，“我有一计，可以让你暂时免受饥寒，不知道你愿不愿尝试？”

甲妇人都快饿死了，恨不得让老媪用10倍语速快进说。

老媪慢吞吞地说，事情是这样的，咱们新来的县官啊，是个变态，啊不是，是程朱理学的狂热爱好者，推崇“存天理灭人欲”那套，特别讨厌妓女，每天都要找妓女去衙门里批斗，去打板子，还非常喜欢脱光了打，连妓女都感觉到羞耻，所以现在妓女们一起众筹了一个“代打基金”，谁愿意顶替她们去挨板子，“受杖一，予钱千也”；而且你想一下，你是冒名顶替，只是受了皮肉之苦，名誉受影响的还是那些妓女，是不是非常划算？

甲妇人一听，欣然答应，这差事做了一年，“妇竟积二百余金，以其夫之丧归葬”，你看，要不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呢？连挨打都打的自己发财了，你还有什么借口不好好努力挣钱？

哈哈哈扯远了，回到甲妇人，一开始人们都说甲妇人顽钝无耻，但等到甲妇人用积攒的200金葬了自己的丈夫和弟弟，人们才又开始称赞甲妇人“有贞有义”。

这个例子的原文里很大篇幅都是写那“受笞之妇”，写她的无奈、含冤和昭雪，但我更关注那个“爱笞裸妓”的县令多一些，诚如所见，“平等”、“双方自愿”这些现代文明中BDSM行为里的共识在他身上是不存在的，当他的这种“变态”的爱好和真实的权力叠加在一起，就会形成非常畸形的社会现象。

因此这也又从侧面印证了，为什么现代的、健康的BDSM关系前提里双方必须是平等的，不存在权力压制的；所有虚拟的“权力交换”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否则久而久之，就会出现上文中的怪诞现象。

下面再来看几个描写受虐倾向的例子。

清朝朱梅叔《埋忧集》（卷九〉记载说，姚庄有一位顾文虎同学，家庭条件优渥，成长环境适宜，没怎么家长被打过。但突然有一天，他仿佛是收到了神的启示，非得脱了裤子让家里人打他二十大板。家里人懵逼了，但又拗不过这位公子哥，只好照做。顾文虎同学被打之后，感觉“神清气爽，血脉开合，后习以为常。”

这一习以为常可好，三天两头让家里人打自己，家里人害怕把这宝贝儿子给打坏了，不敢重打，这点小九九很快被顾文虎察觉，他反而跳起来打他的家人，“杖稍轻，輒加呵责；或反以杖杖之，必重下乃呼快。”

我猜想，顾文虎同学当时和家人的对话可能是这样的。

顾文虎：“打我。”

家人：“不打。”

顾文虎：“那我打你。”

家人：“造反啊？”

顾文虎：“造反怎么的吧？”

家人：“大逆不道，敢造反我就要按家法打你。”

顾文虎：“那正好嘛。”

家人：“？？？”

当然除了小圈的，还有恋物的，唐卢仝的《玉泉子记》里就有一位秀的我头皮发麻的佛馆馆主——杨希古。

这位杨希古同学，酷嗜佛法，喜欢收集佛象，放在自己的道场里，然后每天快天亮的时候，都要去道场里畅诵佛经，修身养性。

但杨同学诵佛经的方式有些特别，“以身俯地，俾僧据其上诵《金刚经》三遍”。翻译过来，就是自己趴在地上，让道场里的僧人以高履踩踏自己，一边踩踏一边诵读《金刚经》三遍。

城会玩哉！这一心向佛的玩法，实在是秀到兴趣联盟了。但细心观察可以发现，这些受虐倾向的例子和描写施虐倾向的例子比起来，并不具备那么大的权力压迫性，更多是出于自愿，从而被当做奇人异事，风俗志趣写在古籍里。

这两天在读潘光旦老先生的书，潘光旦教授认为，轻微的痛楚中产生快感是很实在的心理作用，并且古已有之。

他举证的例子里有一个“谑”字，谑的意思是开玩笑，也指取笑作乐；但这“谑”字是从“虐”开始，加一言字旁，是谓“言之虐者”，意思是一些所谓的戏谑，自黑，自嘲，都是从令人痛苦虐心的话语言论中来提取元素供人取乐。另外还提到一词“痛快”，也是这种心理。

所以痛苦、快乐、施虐、受虐，这些情愫的产生其实都是出于人的本心，只不过古人在特定时代条件下，这些行为没法像现在这样被规范，所以在我们看来有些荒诞；包括现在也是，一部分人看我们，同样也是觉得荒诞而不可理喻，这也说明我们可能还是不够规范和优秀；但我相信，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人们本身素质的进步和规范，有一天人们将会非常客观地来看待这些发自人类本心的欲望。

附文中各例文言原文：

[1] 宋赵德麟《侯鲭录》：“宣城守吕士隆，好缘微罪杖营妓。一日，复欲杖营妓，妓泣诉曰：‘某不敢避杖，但恐新到某人者，不安此耳。’

[2] 清俞樾《右台仙馆笔记》：“乾隆间有某甲者，以县尉至滇南，莅任未一年而卒，无子，止一妻，一妻弟，一仆一媪。居无何，妻弟亦死，仆妪皆散去；妻尚少艾，寄居民舍，久之无食，为人浣濯衣服以自给，十指流血，而不免饥寒。有邻媪者，在官之媒氏也，一日过而谓之曰：‘何自苦乃尔？今有一策，可暂救饥寒，能从之乎？’妇问何策，媪曰：‘新到县官，少年佻，而慕道学名，喜笞妓，笞必去衣，妓耻之，以多金求免不得，又以多金募代己者，亦无其人；若能代之到官，吾当与诸妓约，受杖一，予钱千也；伍百诸人皆受妓赂，行杖必轻，且形体是而名氏非，初不为泉下人羞也。’妇以贫失志，竟从其策。嗣后邑有妓女应到官，悉此媪为介绍而代之，县中皂隶无不识者，皆笑其顽钝无耻也。然妇竟积二百余金，以其夫之丧归葬。

[3] 清朱梅叔《埋忧集》（卷九〉：“姚庄顾文虎，累叶簪绂，习享丰郁。忽一日，促家人持竹篦，解裤受杖二十，后习为常，家人厌之，杖稍轻，輒加呵责；或反以杖杖之，必重下乃呼快。如是数年，渐觉疼痛而止。”

[4] 唐卢仝《玉泉子记》：“杨希古，性迂僻。酷嗜佛法；常置僧于第，陈列佛象，杂以幡盖；所谓道场者，每凌旦輒入其内，以身俯地，俾僧据其上诵《金刚经》三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