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短篇: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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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邦特朗先生是巴黎颇有名气的律师,十年来他替不大合得来的夫妻打离婚官司,件件都很成功。且说他正打开事务所的门,闪开身,让一位新顾客走进来。

  来者是个身体肥胖、脸色通红、蓄着浓密的金黄色颊髯的男子,一个大腹便便、血气盛、精力旺的男子。他先致了礼。

  “请坐。”律师说。

  客人干咳了一声,坐下来:

  “先生,我是来请您为我打一场离婚官司的。”

  “请说吧,先生,我听您说。”

  “先生,我是个退休的公证人。”

  “这么说早已经退休了!”

  “是呀,已经退休了。我今年三十七岁。”

  “请说下去。”

  “先生,我的婚姻不幸,很不幸。”

  “这样的人不只您一个。”

  “我知道,我也同情其他不幸的人;不过我的情况非常特殊,我对妻子的不满,性质也与众不同。我这个婚结得很离奇。您相信存在有危险的观念吗?”

  “您指的是什么?”

  “您相信有些观念对于人的精神,就像毒药对人的身体一样危险吗?”

  “是的,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有些观念钻进我们的头脑,蚕食我们,残害我们,让我们疯狂,如果我们不善于抵抗它们。这是一种心灵的根瘤蚜虫。如果我们不幸让这些思想中的一种溜进我们的头脑,如果我们没有从一开始就发现它是入侵者,一个主宰者,一个暴君,它就会一小时一小时、一天一天地扩张,它就会不断地再来,扎下根,排挤掉我们对事物的全部正常的关注,吸引住我们的全部注意力,改变我们判断的眼光,我们就完了。

  “先生,下面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我刚才跟您说过,我曾经在鲁昂当过公证人,虽然生活有点拮据,还算不上穷,只是手头紧,不能无所顾忌,时刻都得强迫自己省着一点,不得不限制自己的各种爱好,是的,各种爱好!在我那个年纪,这确实是很难受的事。

  作为公证人,我很注意阅读报纸第四版上的广告:招聘和求职,小启事,等等;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我有好几次为顾客撮成了很合算的婚事。

  一天,我读到这样一则启事:

  未婚女士,美貌,有教养,品行端正,愿嫁一正派男士,并带给他两百五十万法郎现金。谢绝婚介所

  这一天我碰巧和两个朋友一起吃晚饭,一个是诉讼代理人,一个是纱厂厂主。我已经记不清谈话怎么落到了婚姻的话题上。我笑着讲起这个有两百五十万法郎的未婚女士来。

  纱厂厂主说:“这些女人到底是怎么啦?”

  诉讼代理人已经见过几桩在这种情况下缔结的美满婚姻,于是提供了一些细节;然后他向我转过脸来补充说:

  “见鬼,干吗不为您自己考虑考虑这件事?好家伙,两百五十万法郎,这可以替您去掉很多烦恼呀。”

  我们三个不约而同地笑了笑,接着就谈起别的事。

  一个钟头以后我回到自己住处。

  这天夜里冷得很。再说我住的是老房子,一个像蘑菇似的外省的老房子。我刚把手搁在楼梯的铁扶手上,一股冰凉的寒气就钻进我的胳膊;我伸出另一只胳膊去找墙,碰到墙的时候第二股寒气又侵入我的肌体,这股寒气更潮湿,两股寒气汇集在我的胸膛,让我充满了苦闷、伤感和烦躁。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嘀咕道:

  “好家伙,要是我有那两百五十万多好!”

  我的房间很凄凉,那是一间由兼带做饭的女佣鼓捣出的鲁昂常见的单身汉客房。那房间,您可以想见它是什么德行!一张没有蚊帐的大床,一个衣橱,一个五斗柜,一个梳妆桌,没有生火。几件衣服堆在椅子上,地上到处是废纸散页。我偶尔去有歌舞表演的咖啡馆解闷;我随口用在那些地方学会的一支曲调低声哼唱道:

  两百万,

  两百万

  真惬意,

  外加五十万

  和娇妻。

  说真的,我还没有想过娶妻子;我钻进被窝,一下子想起这档子事来,想个没完没了,过了好久才睡着。

  第二天,一睁眼,天还没亮,我记起来我还得在八点钟赶到达内塔尔镇办一件重要的事。所以我必须六点钟就起床——而且天寒地冻。都怪它,两百五十万!

  我大约十点钟回到事务所。里面弥漫着烧红的取暖火炉的气味,旧纸张的气味,陈年诉讼案卷的气味(再也没有比这更难闻的了),还有文书们的气味——靴子,常礼服,衬衫,头发和皮肤,很少洗的冬季的皮肤;这一切都被炉火加温到了十八度。

  像每天一样,我午饭吃了一份烤排骨和一块干酪。然后我又工作起来。

  就是在这时候我第一次很认真地想到那个有两百五十万的未婚女士。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何不写封信去?何不去了解一下呢?

  总之,先生,我就长话短说吧。在半个月的时间里,这念头始终纠缠着我,困扰着我,折磨着我。我一直经受的种种烦恼,种种小小的困难,过去并不怎么在意,甚至没有发现,此刻却像针扎一样刺痛着我;每一次这种轻微的刺痛,都让我立刻想到那个拥有两百五十万的未婚女士。

  就这样,我构想出她的整个故事来。当人们渴望一种事情的时候,先生,人们总是把它想像成自己所希望的那样。

  诚然,一个好人家的姑娘,有如此像样的陪嫁,还要登报找丈夫,这不太自然。不过,这姑娘也可能为人可敬,却有不幸的隐情哩。

  首先,这两百五十万法郎的钱财并没有像幻境里的东西一样让我眼花缭乱。干我们这一行的人读过各种各样这类的征婚启事,我们已经习惯了附加六百万、八百万、一千万,甚至一千二百万陪嫁的动议。一千二百万这个数目甚至是相当普通的了。它投人所好。我明知道我们不大相信这种许诺的真实性。然而这类广告读多了,把这些异想天开的数字印进了我们的脑海;由于我们的信任力疏于戒备,它们提出的庞大金额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得真实可靠,我们已经倾向于认为一笔两百五十万的陪嫁是很可能、在道德上也很说得通的了。

  因为,一个年轻姑娘,暴发户和女佣人的私生女,突然从生父那儿继承了一笔遗产,同时也得知了自己出身的污点,为了不向可能爱上她的人透露这一点,便通过一个世人常用的方法向陌生人发出呼吁,这方法本身就包含着对出身上的疵点的一种承认。

  我的假设很愚蠢。然而我还是乐于信以为真。我们这些做公证人的,决不应该读小说;而我偏偏读过,先生。

  五天以后,下午三点钟左右,我正在事务所工作,首席文书通知我:

  “尚特弗利丝小姐到了。”

  “请进。”

  来者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女子,稍显肥胖,棕色头发,神情有些尴尬。

  “请坐,小姐。”

  她坐下,低声说:

  “是我呀,先生。”

  “不过,小姐,我还不曾有这个荣幸认识您呢。”

  “我就是您写信给她的那个人。”

  “为一桩婚事吗?”

  “是呀,先生。”

  “啊!很好!”

  “我亲自来了,因为办这种事最好还是本人出面。”

  “我同意您的意见,小姐。这么说,您是希望结婚?”

  “是呀,先生。”

  “您家里还有什么人?”

  她犹豫了一下,垂下了眼睛,结结巴巴地说:

  “不,先生……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都已经去世了。”

  我打了个激灵。这么说,我猜对了——我心里突然对这个可怜的人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同情。我不再追问,免得惹她难过。我接着说:

  “您的财产是不带债务的净资产吗?”

  这一次,她毫不犹豫地回答:

  “啊!是的,先生。”

  我全神贯注她观察她;说真的,她并不让我反感,尽管比我想像中的过于成熟了一点。她是一个受看的女人,一个壮实的女人,一个能够持家的女人。我忽然生了一个念头:一旦证实她的陪嫁钱财并非虚幻,我索性跟她演一出小小的感情喜剧,取我虚构的委托人而代之,变成她的情郎。我于是跟她谈起我的委托人,把他描绘成一个郁郁寡欢的人,正直可敬,可就是有点体弱多病。

  她连忙说:“哎呀!先生,我喜欢身体很健康的男人。”

  “您会看到他的,不过得等上三四天,因为他昨天动身去英国了。”

  “啊!真麻烦。”她说。

  “天哪,说麻烦,也不麻烦。您急着回家吗?”

  “一点不急。”

  “那么,就在这儿待几天吧。我会尽量帮您打发这段时间的。”

  “您真是太客气了,先生。”

  “您住在旅馆里吗?”

  她说出鲁昂顶好的那家旅馆的名字。

  “那么,小姐,您允许您未来的……公证人今晚请您吃饭吗?”

  她好像有些担心,不知怎样才好,犹豫着;后来,她终于下定了决心:

  “好吧,先生。”

  “我七点钟去您的住处接您。”

  “好吧,先生。”

  “那么,今晚见,小姐。”

  “好吧,先生。”

  我把她送到门口。

  七点钟,我已经到了她的住处。她为我刚刚作了一番打扮,接待我时显得十分娇媚。

  我带她到一家我熟识的饭店,点了一顿令人眼花缭乱的美餐。

  一小时以后,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她跟我讲起自己的身世来。她母亲是个贵夫人,被一个贵绅诱惑生下了她。她被寄放在一个农民家里养大。她继承了父亲和母亲的大笔钱财,现在富有了。不过她不会说出父母的名字,永远也不会。问她父母的名字,那是白费工夫;求她也没用,她不会说的。我也不是非要知道不可,就问起她的财产的情况。她立刻像一个注重实际、对自己信心十足,对数字、对证券、对收入、对利率和投资都如数家珍的女人一样侃侃而谈起来。她在这方面的精明顿时增强了我对她的信任感,我变得更加殷勤,虽然还有所保留;不过我向她清楚地表现出我爱上了她。

  她说了些调情的话,不过不失优雅。我请她喝香槟酒,我也喝;美酒下肚,我乱了方寸。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就要变得胆大妄为,我担心,担心自己,也担心她,怕她也会有点激动,怕她也会顶不住。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我又开始跟她谈她的陪嫁;必须以精确的方式对这笔钱财加以证实,因为我的委托人是个做生意的人。

  她很痛快地回答:“啊!我知道。我把所有的凭证都带来了。”

  “在这儿,在鲁昂?”

  “是的,在鲁昂。”

  “您放在旅馆里?”

  “是呀。”

  “您可以让我看看吗?”

  “当然可以。”

  “今天晚上?”

  “当然可以。”

  这一下省了我的大工夫。我付了账,我们就返回她的住处。

  果然,她把所有的凭据都带来了。我无可怀疑了,因为我正在拿着它们,摸着它们,读着它们。我内心充满了喜悦之情,立刻萌生出一股拥吻她的强烈的愿望。我的意思是说,一股纯洁的愿望,一股人在高兴时会有的那种愿望。就这样我拥吻了她,天哪。一次,两次,十次……以至于……在香槟酒帮助下……我顶不住了……不……不如说……她顶不住了。

  啊!先生,发生了这事以后,我一脸的不快……她也一样!她哭得泪如泉涌,求我不要辜负她,不要抛弃她。我答应了她的所有愿望。离开时我的情绪坏透了。

  怎么办呢?我奸污了我的女委托人。如果我真有一个男委托人推荐给她,倒也罢了,可是我没有。我就是那个男委托人,天真的男委托人,被他自己欺骗了的男委托人。多么荒唐的局面啊!不错,我可以撒手不管她。但是陪嫁,那笔诱人的陪嫁,美好的陪嫁,是摸得着,稳可到手的呀!再说,这可怜的姑娘,在我这样出其不意地玷污了她以后,我有权抛弃她吗?可是以后会有多少烦恼哟!

  跟一个这么容易屈服的女人在一起,真是太不安全!

  悔恨不迭,心烦意乱,心惊肉跳,我就这样度过了一个犹豫不决的难熬之夜。不过,天亮时,我的头脑清楚了。我穿上一身讲究的衣服;十一点敲响时,我来到她下榻的旅馆。

  她看到我时,刷地脸红到耳根。

  我对她说:

  “小姐,只有一件事可以弥补我的过失。我向您求婚。”

  她结结巴巴地说:

  “我同意。”

  我娶了她。

  半年过去了,一切都很好。

  我出让了我的事务所,过着吃利息的生活。说真的,对我的妻子,我没有一点可责备的,一点也没有。

  不过我渐渐发现,她时不时地出去,而且出去的时间挺长。这种情况总发生在固定的日子,一周是星期二,一周是星期五。我以为她有外遇了,于是跟踪她。

  这是一个星期二。她在一点钟的光景出门,沿着共和国街往南走,向右拐,进了大主教宫后面的那条街,走上大桥街,一直到塞纳河边,顺着沿河马路一直走到石桥,过了河。从这时起,她好像很担心,经常回过头来观察过路人。

  我穿一身煤炭商的服装,所以她没有认出我。

  最后,她进了左岸的车站。我不再怀疑了,她的情人就要乘一点四十五分的火车到站。

  我藏在一辆四轮货车后面等着。一声汽笛响……一批旅客涌出来……她走向前,冲过去,把一个乡下胖女人陪着的一个三岁的小女孩紧紧搂在怀里,激动地吻她。接着,她转过身,看见另一个孩子,年龄更小些,看不出是男孩还是女孩,由另一个乡下女人抱着;她扑了过去,使劲搂他,然后,她在两个孩子和两个保姆簇拥下,向幽深凄凉、专供散步的长长的王后大道走去。

  我回家了。我惊愕万分,神情沮丧;似乎明白了,却又大惑不解,根本不敢再去猜测了。

  她回来吃晚饭的时候,我朝她冲过去,大声吼叫:

  “那些孩子是怎么回事?”

  “哪些孩子?”

  “你去圣瑟维尔车站接的乘火车来的那些孩子。”

  她大叫一声,昏了过去。苏醒过来的时候,她一边涕泗滂沱,一边向我供认她有四个孩子。是的,先生,星期二两个,是两个女孩;星期五两个,是两个男孩。

  这就是——多么可耻啊!——这就是她的钱财的来源。——四个父亲!……她就是这样积累起她的陪嫁。

  “现在,先生,您看我该怎么办?”

  律师严肃地回答:

  “承认他们是您的孩子,先生。”

  * * *

  [1] 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八八年二月二十一日的《吉尔·布拉斯报》;同年收入中短篇小说集《于松太太的贞洁少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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