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短篇:卢塞恩

　　——德·涅赫柳多夫公爵日记摘录

　　7月8日

　　昨天晚上我到了卢塞恩，下榻在此地最好的旅馆瑞士旅馆。

　　“卢塞恩，这座瑞士州的古城，在四州湖畔，”默里说，“是瑞士的一个最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地方；这儿有三条主要的公路交叉着；搭汽船只要一个钟头就可以到达里吉山，从山上可以看见世界上最壮丽的风景之一。”

　　不管这话是不是正确，可是其他旅行指南上也是这样说的，因此，各国的旅行家们，尤其是英国人，到卢塞恩来的非常多。

　　这座宏伟的五层楼的瑞士旅馆是不久以前建成的，在湖边的堤岸上，在那个老地方，原来有一座有顶的、弯曲的木桥，桥角上有小教堂，桥梁上有圣像。现在，由于英国人源源而来，由于他们的需要、他们的趣味和他们的金钱，那座旧桥已被拆毁了，在那儿造了一条像棍子似的笔直的、以花岗岩为基座的堤岸，堤岸上，盖了几幢方方正正的五层楼房；在楼房前面，种了两行小菩提树，都用支柱撑着；在菩提树中间，照例摆着绿色的长椅。这是个散步休憩的地方；那戴着瑞士草帽的英国女人和穿着结实而舒适的衣服的英国绅士在这儿来来往往，欣赏着自己的作品。这样的堤岸、房屋、菩提树和英国人，在别的什么地方也许是非常好的，就是不该在这儿，不该在这极其庄严而又说不出的和谐与柔和的大自然中。

　　当我上楼走进我的房里，打开临湖的窗子时，这种湖光，这种山色和这种天宇的美丽，在最初的一刹那间，真是使我目眩眼花和心荡神怡。我感到了一种内心的不安，需要用一种什么方法把突然在我心里洋溢着的感情表达出来。在这个时候，我想抱抱谁，使劲抱抱他，胳肢胳肢他，拧拧他，总之，要对他和对我自己干点什么不寻常的事情。

　　晚上六点多钟了。整天都下着雨，现在天放晴了。像燃烧着的硫磺似的淡蓝色的湖上，有几点轻舟，后面拖着一道道正在消逝的波痕；湖水静止地、光滑地、像要溢出来似的在窗前的芳草纷披的绿岸间展开，蜿蜒地向前伸去，直到被紧夹在两座巨大的陡坡之间，于是显得黑了，接着便停滞和消逝在此起彼伏的重峦叠嶂、雾霭和冰河之间。近处是伸展开去的濡湿、鲜绿的湖岸，岸上有芦苇、草地、花园和别墅；再远一点是深绿的、树木繁茂的、有着古堡废墟的陡坡；最远处是一片耸立着离奇的峭壁岩和暗灰色雪峰的群山绵亘的紫白色的远景；万物都沉浸在柔和的、晶莹的、蔚蓝色的大气中，都被从云缝里射出的落日的炎热的光辉照耀着。湖上也好，山上也好，天空中也好，没有一丝完整的线条，没有一片完整的色彩，没有一个同样的瞬间；到处都在动，都是不均衡，是离奇变幻，是光怪陆离的阴影和线条的无穷的混合和错综，而万物之中却蕴藏着宁静、柔和、统一和美的必然性。而这儿，就在我的窗前，在这种模糊的、错杂的、无拘无束的美之中，却横着一条人工筑造的、愚蠢的、白棍子似的堤岸，用支柱撑着的菩提树和绿色的长椅——这些寒伧的、庸俗的、人造的东西，不但不像遥远的别墅和废墟那样，融合在美的统一的谐和当中，反而粗暴地破坏了它。我的视线老是不由自主地和那条直得可怕的堤岸线发生冲突，而且我心里直想推开它，毁掉它，就像要把眼睛下面鼻子上的那颗黑点擦掉一样；可是英国人散步的那条堤岸还是在原来的地方，所以我只好尽量设法找寻一个看不见它的视角。终于，我找到了一个办法，于是我就独自坐在那儿玩味着一个人在孤寂中凝视着大自然的美时所体验到的那种虽不完全、但却甜得令人难受的感情，直到吃晚饭时为止。

　　七点半时，来叫我吃晚饭了。在底层的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厅里，摆着两张至少可以容纳一百人的长餐桌。客人们陆续来到大厅里，肃静的动作持续了三分钟左右：女士们的衣服的声、很轻的脚步声以及和殷勤文雅的侍者们悄悄的商谈声；终于所有的坐位都给绅士太太们坐满了，他们一个个穿得都很漂亮，甚至很阔绰，一般都非常整洁。在瑞士，通常大部分客人是英国人，因此公共餐桌上的主要特征就是大家保持一种公认的严格的礼节、沉默寡言（不是由于骄傲，而是因为没有必要接近），以及因自己的需要得到了适当和愉快的满足而自我陶醉的神情。雪白的花边、雪白的硬领、雪白的真牙和假牙、洁白的脸和手，从各方面闪闪发光。而那些脸孔，其中有许多很漂亮，只是现出一种感到个人幸福而对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周围的一切毫不关心的表情；那些戴着宝石戒指和半截手套的白手，只是为了整理领子、切牛肉、斟酒才动动而已。那些手的动作并没有反映出任何内心的活动。家属们偶尔用低微的声音交谈几句哪道菜或是哪种酒味美，或是里吉山上美丽的风景。单身的男女游客们默不作声地并排坐着，甚至谁也不看谁一眼。要是这一百人里面间或有哪两个人彼此谈起话来，那他们准是谈天气和登里吉山。几乎听不见刀叉在盘子里动的声音，菜肴每次只吃一点儿，豌豆和青菜一定得用叉子叉着吃；侍者们不自主地被全体的肃静压倒，低声问你要什么酒。每逢吃这顿饭时，我总是感到压抑，不痛快，结果便变得忧郁起来。我老觉得好像犯了什么过错受到惩罚似的，就像小时候淘了气，他们把我放在椅子上，用讽刺的口吻对我说：“我的小乖乖，你就歇会儿吧！”——可是年轻的血液却在我血管里沸腾，而且我听见我的弟兄在隔壁屋里的欢闹声。以前我总想反抗在这样的会餐时所感受到的这种压抑的感情，可是徒然；所有这些死气沉沉的脸给了我一种无法抵抗的影响，所以我也只好变得死气沉沉。我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想，甚至什么也不看。起初我试过和邻座的人谈谈；可是，除了在那同一个地方以及那同一个人重复显然是千篇一律的词句以外，我是得不到别的回答的。其实，所有这些人并不傻，也不是麻木不仁，不过，大概这些僵化的人之中，有许多人和我一样有一种内心的生活，而且其中有许多人的生活，比我更复杂和更有趣得多。那么为什么他们要使自己失去人生中一种最大的享受——人跟人互相交谈的快乐呢？

　　我们巴黎的公寓生活是多么的不同啊！在那儿，我们，二十个国籍、职业和性格都极不相同的人，在法兰西的社交风尚的影响下，在一张餐桌上吃饭，就像在一块儿游戏一样。在那儿，从桌子这一头到另一头，我们交谈；在谈话中夹杂着诙谐和俏皮的双关语，哪怕时常用一些似通非通的语言也没什么，谈话很快就融成了一片。在那儿，谁也不必担心结果怎么样，心里想到什么，嘴里就说什么；在那儿，我们有我们的哲学家，有我们的辩论家，有我们的bel esprit[2]，有我们的被嘲笑的对象，一切都是共同的。在那儿，一吃完晚饭，我们就把桌子移开，不管合不合节拍，便开始在沾满尘埃的地毯上跳起la polka[3]来，直到深夜为止。在那儿，我们尽管有些轻浮，不大聪明，而且是不值得尊敬的人，可是我们却是人。那富有风流韵事的西班牙伯爵夫人，那饭后朗诵《神曲》的意大利修道院院长，那得到进杜伊勒利宫[4]的许可证的美国医生，那留着长发的青年戏剧家，那自称创作了世界上最好的波尔卡舞曲的女钢琴家，那每个手指上都戴着三颗宝石戒指、美丽而薄命的寡妇，——我们大家都像人似的，虽然很表面，却很友好地彼此相待，而且互相留下了印象，有的人留下的印象很淡，有的人留下的印象却很真诚深刻。但是在这种英国式的table d’h?te[5]上，我老是一面瞧着所有这些花边、缎带、宝石戒指、搽着发油的头发和绸衣服，一面想：用这些装饰可以使多少活生生的女人得到幸福，同时也可以使得别人幸福。想起来都奇怪，有多少知心的朋友和情人们——非常幸福的朋友和情人们——并排地坐在那儿，也许不知道这个。而且天晓得为什么，他们从来也不想知道这个，从来也不把他们非常向往的和非常容易给人的这种幸福互相给予对方。

　　像平常吃过这种晚饭那样，我变得忧郁起来；没有吃完最后那道点心，我就没精打采地去遛弯儿。又窄又脏又没亮光的街道，上了门的店铺，喝得醉醺醺的工人，以及和去打水的女人的相遇，或是和戴着帽子、在胡同里一面贴着墙走来走去、一面东张西望的女人的相遇，不但没有排除我的忧郁的心情，反而使它越发强烈。街上已经完全黑了；这时，我没有朝我的周围张望，心里什么也不想，径直向旅馆走去，希望以睡眠来摆脱这种阴沉的心境。我心里感到可怕的冷淡、孤独和沉重，就像一个人刚来到一个新地方，有时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便不禁悲从中来一样。

　　当我只看着我脚下的地面，沿着堤岸向瑞士旅馆走去时，一种奇妙而非常悦耳甜蜜的音乐声突然使我吃了一惊。这种音响在一刹那间对我起了振奋的作用，好像一道明亮快乐的光辉射进了我的心里。我感到舒服和愉快。我那昏昏欲睡的注意力又集中在我的周围的一切事物上。于是夜景和湖山的美丽——我起先曾对它感到冷淡——好像一个新奇的东西突然使我感到又惊又喜。在这一刹那间，我不知不觉地注意到了被升起的月亮照着的阴暗天空中那片深蓝天幕上的灰色云块，映着几点灯光的、像镜子般的墨绿的湖水，远处雾沉沉的群山，从弗廖申堡传来的蛙声和对岸的鹌鹑清脆嘹亮的啼叫。就在我的正前面，在我的注意力最集中的、乐声传来的那个地方，我看见了一个围成半圆形的人群在街心的薄暗中，而在人群前面没有几步路的地方，有个穿黑衣服的矮小的人。在人群和那人后面，在浮飘着断云的深灰色的天空中，花园中的几棵黑魆魆的杨树美妙地浮现了出来，两个森严的塔顶在古寺两边庄严地耸立着。

　　我走得更近了，乐声变得更清晰了。我清楚地辨出在那远方、在夜空中美妙地颤动着的吉他的完美的和音，以及轮唱的歌声，此起彼落，各声部虽然唱的不是主旋律，但它们某些唱得最精彩的地方却烘托出了主旋律。主旋律有点类似优美动人的玛祖卡舞曲。歌声好像时近时远，听起来时而像男高音，时而像男低音，时而又像蒂罗尔[6]人的絮絮低语、悠扬婉转的假嗓音。这不是歌曲，而是对歌曲的轻妙而杰出的素描。我无法明白这是什么；可是这是美丽的东西。那吉他的令人心荡神怡的幽微的和音，那优美轻快的旋律，那衬托在黑沉沉的湖水、清澈的月色、悄然矗立着的两个高大的塔顶和花园中的黑的杨树构成的奇妙背景上的黑衣人的孤寂的影子——这一切都很奇怪，但是都有说不出的美丽，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生活中一切紊乱的、无意中得来的印象，突然对我有了意义和魅力。好像有一朵鲜妍芬芳的花在我心里开放了一样。代替刚才我所经受到的对世上的一切的厌倦、漠然和冷淡，我突然感到了爱的需要、满怀希望和无以名状的生活乐趣。“你要什么呢？你想什么呢？”我不禁这样问自己。“就是它，就是从四面八方环绕着你的美和诗。用你的全部力量大口地把它都吸进去吧，享受它吧，你还要什么呢！一切都是你的，一切都那么美好……”

　　我走得更近了。那个矮小的人好像是个流浪的蒂罗尔人。他站在旅馆的窗前，一只脚向前伸出，头朝后仰着，一面弹着吉他，一面用各种不同的声音唱着他那优美的歌曲。我马上就对这个人发生了好感，感谢他在我心里引起的这种变化。我能看得清楚的是：这位歌手穿着一件很旧的黑色常礼服，短短的黑发，戴着一顶非常俗气的旧便帽。他的服装没有一点儿艺术家的风度，可是他那随便的、天真愉快的姿态和动作，衬着他那小小的身材，却现出一副令人感动而又滑稽可笑的样子。在灯火辉煌的旅馆的台阶上、窗子里和阳台上，站着打扮得花枝招展、长裙曳地的贵妇人们，硬领雪白的绅士们，穿着金边制服的看门人和侍者们；在街上，在围成半圆形的人群中，在较远的林荫路上的菩提树之间，打扮得很漂亮的侍者们，戴着白帽子、穿着白罩衫的厨师们，互相搂着腰的姑娘们和散步的人们，都聚集在一块儿了，站住了。他们都好像体会到了我所体会到的同样的感觉。大家都默不作声地站在那歌手的周围，聚精会神地听着。四周是静悄悄的，只有在歌唱的间隔中，从远处掠过水面漂来的有节奏的锤声，以及从弗廖申堡岸边传来的断断续续、带着颤音的蛙声，混合着鹌鹑的清脆单调的啼声。

　　在黑暗的街上，那矮小的人像夜莺似的，一段又一段地、一曲接一曲地放声唱着。虽然我走到了他的身边，但是他的歌声还是不断地给我很大的快感。他那轻微的声音是非常悦耳的，他用来控制着这种声音的柔和、韵味和圆润感是非凡的，而且显出了他那极大的天赋的才能。他重唱每一段时，每次唱法都不相同，而且显然，所有这些美妙的变化都是他信口唱来，即兴想起的。

　　在上面瑞士旅馆的人群中和在下面林荫路上的人群中，常常听得见唧唧哝哝的赞词，周围充满了一片表示敬意的沉默。在阳台上和窗子里，盛装艳服的男女越来越多，在屋里的灯光照映下，他们凭栏而立，就像画中的人儿一样。散步的人都站住了，而且，在堤岸上的阴影中，到处都有三五成群的男女站在菩提树旁。在我旁边，离开人群不远，站着一个抽着雪茄的贵族派头的侍者和一个厨子。那厨子强烈地感到了音乐的美妙，而且在听见每个高度的假声的音调时，就兴高采烈地、莫名其妙地对那侍者挤挤眼，点点头，用胳膊肘捅捅他，脸上的表情仿佛是说：“喂，他唱得怎么样？”那侍者（凭他满脸的笑容，我已看出歌唱给他的愉快），为了回答厨子，便耸耸肩膀表示说：这很难使他感到惊奇，比这好得多的他都听过。

　　在歌唱的间隔中，当那歌手咳嗽两声清清嗓子时，我就问侍者，他是什么人，是不是常上这儿来。

　　“是的，夏天里总要来两三次，”侍者答道，“他是从阿尔戈维亚来的。不过是个要饭的罢了。”

　　“怎么，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来吗？”我问道。

　　“是的，是的。”侍者一下子没明白我问的话，就回答说。可是后来他懂了，又补充说：“哦，不！我在这儿就看见他一个。再没别人了。”

　　在这个时候，那矮小的人唱完了第一支歌，敏捷地把吉他往怀里一抱，接着就用德国patois[7]自言自语地说了几句什么；这话我不懂，可是引得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他说什么？”我问道。

　　“他说他的嗓子太干了，要喝点酒。”那站在我旁边的侍者翻译给我听。

　　“嗯，他大概爱喝酒吧？”

　　“这种人都这样。”侍者答道，笑着对他挥了挥手。

　　那歌手摘下帽子，抡着吉他，走近了旅馆。他仰着头，面对站在窗子里和阳台上的绅士淑女们：“Messieurs et mesdames，”他用半带意大利、半带德国的口音和魔术家对观众讲话时所用的语气说，“si vous croyez que je gagne quelque chosse，vous vous trompez；je ne suis qu’un bauvre tiaple.”[8]他停顿了，沉默了片刻，可是因为谁也没有给他什么，他又扬了扬吉他说：“A prèsent，messieurs et mesdames，je vous chanterai l’air du Righi.”[9]上面的听众默不作声，可是仍旧站在那儿等听下一支歌曲；下面的人群都笑了，也许因为他的说法非常奇怪，而且因为谁也没把任何东西给他。我给了他几个生丁，他灵活地把它们从这只手里扔到那只手里，然后藏进坎肩的口袋里，接着，便戴上了帽子，又开始唱起那支他管它叫l’air du Righi的、优美动人的蒂罗尔歌来。他留着最后唱的这支歌，比所有先头唱的歌都更出色，因此，在逐渐增多的人群中从四面八方传出了赞叹声。他唱完了这支歌，又抡着吉他，摘下帽子，把它向前伸去，然后，向着窗子迈了两步，接着又说了那句费解的话：“Messieurs et mesdames，si vous croyez que je gagne quelque chosse，”[10]显然，他认为这句话非常巧妙和俏皮，可是在他的声音和动作中，我现在看出了某种由于他那矮小的身材而特别显著的踌躇的心情和孩子般的胆怯。那些文雅的听众还是在辉煌的灯光中，美丽如画地站在阳台上和窗子里，他们的盛装艳服闪闪发光；其中有几个人用相当低沉的声音显然在互相谈论那伸着手站在他们面前的歌手，还有几个人用好奇的眼光俯视着那小小的黑影子，从一个阳台上传出了一个年轻姑娘的嘹亮欢愉的笑声。在下面的人群中，话声和笑声越来越大了。歌手第三次重复了他那句话，可是他的声音却更微弱了，甚至没有把话说完，就又把拿着帽子的手伸出去，可是马上就缩回来了。就是在第二次，从那几百个穿着漂亮、来听他歌唱的人们中，甚至也没一个人扔给他一个戈比。人群冷酷无情地哈哈大笑起来。我觉得那小小的歌手显得更小了；他用一只手拿着吉他，另一只手拿着帽子在头上扬了扬，说：“Messieurs et mesdames，je vous remercie et je vous souhaite une bonne nuit.”[11]然后又戴上帽子。人群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彼此悠闲地交谈着的漂亮绅士和太太们，从阳台上渐渐地消逝了。人们又重新开始在林荫路上散步。在歌唱时一度寂静过的街道又热闹起来，只有几个人没有走过来，从远远的地方瞧着歌者在笑。我听见那矮小的人嘟嘟哝哝地说了些什么，转了转身，好像显得更小了，便迈着快步向市内走去。那些快乐逍遥地散步的人还是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瞧着他笑……

　　我完全惘然若失了，不明白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因此，我站在那个地方，茫然地凝视着那迈着大步飞也似的向市内走去、逐渐在黑暗中消逝的小小的人儿，凝视着那些跟在他后面嘻嘻哈哈地散步的人。我感到痛苦、忧郁，尤其是替那小小的人、替人群、替我自己感到可耻，好像是我自己向人家讨钱，他们什么也没给我，还要嘲笑我一样。我也没有回头张望，带着揪心的痛苦，迈着快步向瑞士旅馆的门口走去。我还捉摸不透自己的感情，可是，我只知道有某种沉重的、无法摆脱的东西充塞在我的心头，使我感到压抑。

　　在富丽堂皇、灯火通明的大门口，我遇见了那彬彬有礼地让路的看门人和一家子英国人。一位健壮、漂亮、高个子的绅士，留着英国式的浓黑的络腮胡子，戴着一顶黑呢帽，胳膊上搭着一条格子花呢披巾，手里拿着一根很值钱的手杖，和一位身穿色彩离奇的绸连衣裙、戴一顶镶有发亮的缎带和好看的花边的女帽的太太，手挽着手，懒洋洋地、傲岸地走着。在他们旁边走着的是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姐，戴着一顶精美的瑞士女帽，上面斜插着一支羽毛，à la mousquetaire，[12]帽子下面她那白皙的脸蛋的周围，纷垂着一绺绺柔软的、纤细的、淡褐色的鬈发。在他们前面，一个近十岁、脸色绯红的小姑娘一蹦一跳地走着，从精致的花边下露出那双白胖的小膝盖。

　　“夜色可美哪。”当我从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那位太太用甜蜜幸福的声调说。

　　“嗯！”那英国人懒洋洋地嗯了一声，显然，他在世上活着真是好得连话都懒得说。甚至所有他们这种人都觉得在世上活着是非常宁静、舒服、整洁和容易的；他们的动作和表情现出了对任何别人的生活的冷淡；他们绝对相信看门人会给他们让路和鞠躬，散步回来，他们会找到整洁舒适的床铺和房间，他们相信这是天经地义的，他们有充分的权利享用这一切，——因此，我就突然不禁把他们和那刚才羞惭地逃避嘲笑的人群的、疲惫或许饥饿的流浪歌手作了一个对比，我明白了刚才像石头似的压在我心头的是什么，同时，对这些人感到了说不出的义愤。我在这个英国人身边来回地走了两次，每次我都没有给他让路，而是用胳膊肘推开他，因而感到说不出的快乐。然后，我就走下了门口的台阶，穿过黑暗，朝市内的方向——那个矮小的人消失了的地方跑去。

　　赶上了三个在一块儿走路的人，我问他们歌手上哪儿去了；他们笑了，指给我看他在前面。他独自快步走着，没有人走近他；我觉得他还在气愤地嘟哝着什么。我赶上了他，提议同他上什么地方去喝瓶酒。他还是那样快地走着，而且不满意地回头瞧瞧我；可是，在他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时，他就站住了。

　　“好吧，如果您有这种好意，我并不拒绝，”他说，“那儿有家小咖啡店，我们可以上那儿去——是个普普通通的地方。”他补充这句话时，指着那家门还开着的小酒馆。

　　他这个“普普通通的”词儿不由得使我联想到不要上那家普普通通的咖啡店去，而到那些曾听过他歌唱的人们住的瑞士旅馆去。虽然他怀着胆怯的激动几次谢绝到瑞士旅馆去，说那儿太讲究了，但是在我的坚持下，他还是同意了；于是他装出一副毫无窘态的样子，兴高采烈地抡动着吉他，和我沿着堤岸往回走。几个悠闲地散步的人，在我刚一走到歌手跟前时，就走近前来倾听我说话，现在，他们彼此之间一面唧唧哝哝，一面跟着我们走到了旅馆门口，大概是盼望那蒂罗尔人还有什么演奏。

　　我在过道里遇见一个侍者，便向他要一瓶葡萄酒。他笑眯眯地瞧瞧我们，什么话也没说，就跑过去了。我向侍者头儿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他一本正经地听完了我的话，又把那胆怯的、矮小的歌手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便严厉地叫看门人把我们领到左边的大厅里去。这个左边的大厅是个接待普通人的酒吧间。在这个屋子的角落里，一个驼背的女用人正在洗碗碟；全部家具只有几张没漆过的木头桌子和几条长板凳。招待我们的侍者露出和颜悦色、但却含有嘲笑意味的微笑瞧着我们，而且他把两手插在两边口袋里，和那洗碗碟的驼背女人交谈着什么。他显然想让我们知道，他觉得自己凭社会地位和身份要比歌手高得多，他对侍候我们不但不感到耻辱，甚至觉得非常有趣。

　　“您要普通葡萄酒吗？”他现出一副高傲的样子，说时一面对我的伙伴挤挤眼，一面把一块食巾从这只胳膊上搭到另一只胳膊上。

　　“来香槟，要最好的。”我尽量装出一副最傲慢和最威严的样子说。可是香槟也好，我那虚有其表的傲慢和威严也好，都没有在这侍者身上起到任何作用；他冷笑了笑，瞧着我们站了一会儿，便从容不迫地看看自己的金表，然后迈着悠闲的步子走出了屋子，好像他是出去散步似的。他很快就拿着酒和另外两个侍者一块儿回来了。那两个侍者在洗碗碟的女用人旁边坐下了，脸上现出愉快的关心和温存的微笑欣赏着我们，就像父母在孩子们玩得很热闹的时候，欣赏自己那些可爱的孩子一样。只有那驼背的洗碗碟的女用人好像是带着同情，而不是带着嘲笑瞧着我们。虽然在这些侍者的炯炯的目光下，和歌手谈话以及款待他使我感到很不痛快而且很窘，但我还是竭力尽我的本分做到尽可能的无拘无束。在灯光下，我看他看得更清楚了。他是个很瘦小的、体格匀称的人，几乎可以说是个矮子，黑头发硬得像鬃毛一样，那双黑色的大眼睛老是泪汪汪的，没有睫毛，那张天生很可爱的小嘴是非常讨人喜欢的。他的络腮胡子很短，头发也并不长，衣服简单寒伧。他邋里邋遢，衣服褴褛，晒得很黑，总之，他有一副劳动者的外表。与其说他是个艺术家，不如说他是个贫穷的小贩。只有在他那双老是润湿的、亮晶晶的眼睛里和他那抿着的小嘴上，有某种独特的和令人感动的地方。看起来，他的年龄在二十五岁到四十岁之间，其实，他三十八岁。

　　他带着温厚的本意和明显的真诚叙述了他的生平。他是阿尔戈维亚人。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而且他也没有别的亲戚。他从来也不曾有过任何财产。他学过细木工手艺，可是在二十二年前，他的手害了骨疽病，使得他不能干活。他从小爱唱歌，所以他就开始唱歌了。外国人有时候给他点钱，他就以此为生，买了一把吉他，十八年来，他跑遍了瑞士和意大利，在各地旅馆门前卖唱。他的全部行装是一把吉他和一个钱袋，而他的钱袋里现在只有一个半法郎，这就是他今天晚上的宿费和饭钱。他每年，这是第十八次，都要跑一趟瑞士所有最好的、游客最多的地方：苏黎世、卢塞恩、因特拉肯、沙穆尼等等；经过圣·贝尔纳德到意大利，然后经过圣·哥达或是萨瓦又走回来。现在他渐渐感到走路吃力了，因为他受了风寒，他自己称它为关节炎的脚疼，一年比一年厉害，而且他的视力和歌喉也越来越衰退。尽管这样，但他现在还是要到因特拉肯、埃克斯累班去，然后，经过小圣·贝尔纳德到意大利，这是他特别喜欢去的一个地方；一般说，他好像非常满意自己的生活。当我问他为什么要回家去，是不是有亲戚在那儿，还是有房产和田地的时候，他的嘴就像打褶似的抿成了一个愉快的微笑，接着他就回答我说：

　　“Oui，le sucre est bon，il est doux pour les enfants！”[13]他一说完这句话，就对侍者们挤挤眼。

　　我不明白这话的意义，可是那几个侍者却笑了。

　　“我什么也没有，要不然，我会这样东奔西跑吗？”他对我解释着，“我所以要回故乡，就因为那儿总还有点什么吸引着我。”

　　于是他带着巧妙自满的微笑又重复了这句话：“Oui，le sucre est bon.”说完，他温和地笑了笑。侍者们都非常满意，也哈哈大笑起来，只有那洗碗碟的驼背女用人用她那双善良的大眼睛严肃地瞧着那矮小的人，给他拾起在我们谈话时从长凳上掉下去的那顶帽子。我知道那些流浪的歌手、卖艺的，甚至变戏法的，都爱称自己为艺术家，所以我好几次对我的伴侣暗示说他是艺术家，可是他根本不承认他有这种资格，而认为他的职业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我问他唱的歌是不是他自己作的，他对这种奇怪的问题感到惊异，便回答说，他怎么能呢，这都是古老的蒂罗尔歌。

　　“里吉歌呢？我看，这不是一支古老的歌吧？”我说。

　　“是的，这是十五年前作的。在巴塞尔有一个德国人，是个很聪明的人；这是他作的。这支歌真美！您瞧，他是为旅游家们作的。”

　　于是他就开始把里吉歌的歌词译成法文念给我听。显然，他非常喜欢这支歌。

　　如果你要去里吉，

　　到维吉斯这段不用穿鞋，

　　（因为你可以坐汽艇去），

　　从维吉斯可得拿粗手杖，

　　还得挽着一位少女，

　　动身时要去喝杯老酒，

　　只是别喝得太醉。

　　因为谁想喝酒，

　　谁就该先立下功绩……

　　“哦，这支歌真美！”他结束时说。

　　侍者们大概也认为这支歌非常好，所以他们都走到我们跟前来。

　　“那么，是谁作的曲呢？”我问道。

　　“不是谁，就是这样的，您知道，要想唱给外国人听，就得有点什么新鲜玩意儿。”

　　当侍者们把冰给我们送来，我替我的伴侣倒了一杯香槟时，他似乎很不好意思，便回头瞧瞧那些侍者，在板凳上感到坐立不安。我们碰杯，祝艺术家们健康；他喝了半杯酒，觉得应该沉思一下，就深沉地扬扬眉毛。

　　“我很久没喝过这样的酒了，je ne vous dis que ?a[14]。在意大利，d’Asti[15]酒虽然好，可是这个却更好。哦，意大利！在意大利可好哪！”他补充说。

　　“是的，那里的人们懂得欣赏音乐和艺术家。”我说，想引他回到当晚他在瑞士旅馆前面失败的话题上来。

　　“不，”他答道，“在那儿，关于音乐，我不能给任何人愉快。意大利人自己就是音乐家，这样的音乐家全世界上也很少见；不过，我唱的只是蒂罗尔歌。这对他们还是新鲜玩意儿。”

　　“那么，那儿的绅士老爷们比较慷慨吧？”我继续说，想使他分担我对瑞士旅馆的客人们所表示的愤懑，“那儿总不至于像这儿一样吧，在一家住着阔人的大旅馆里，上百的人听一位歌唱家唱歌，什么也不给他……”

　　我的问题完全没有产生我预期的效果。他甚至没有想到生他们的气；相反，他把我的意见看成是对他那没有赢得任何报酬的才能的责难，所以他就拼命向我解释。

　　“不是每次都能得到很多报酬的，”他答道，“有时候嗓子不好，累了。您知道，我今天就跑了九个钟头，差不多唱了一整天。够吃力的。而那些高傲的贵族老爷们呢，他们有时候甚至不高兴听蒂罗尔歌。”

　　“无论如何，他们怎么能什么也不给呢？”我重复说。

　　他没明白我的意思。

　　“这倒没什么，”他说，“在这儿，主要是，on est très serré pour la police，[16]这是个问题。在这儿，根据这个共和国的法律，他们不让您唱，但在意大利，您可以到处随便唱，谁也不会对您说什么。在这儿，他们要是高兴让您唱，就让您唱，要是不高兴，就会送您进监狱。”

　　“怎么，真的吗？”

　　“是的。假如他们警告过您一次，而您还要唱呢，他们就会送您进监狱。我已经蹲过三个月了。”他笑眯眯地说，好像这是他一个最愉快的回忆似的。

　　“哦，这真可怕！”我说，“为什么呢？”

　　“根据共和国的新法律就是这样，”他继续说，变得振奋起来了，“他们不肯想想穷人也得设法生活。如果我不是个残废，那我就该干活。我唱歌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我的歌会害人吗？这是什么意思？阔人可以随便怎么生活，而像我这样的a un bauvre tiaple[17]，甚至不能活着。这算什么共和国的法律？假如这样，那我们就不要共和国了，先生，不是这样吗？我们不要共和国，我们要……我们只要……我们要……”他踌躇了片刻，“我们要自然的法律。”

　　我又给他斟满了一杯。

　　“您没喝。”我对他说。

　　他端起杯子，对我一鞠躬。

　　“我知道您要干什么，”他说，眯缝着一只眼睛，用手指指我，“您要灌醉我，瞧我的好看；可是不，您不会成功的。”

　　“我干吗要灌醉您呢？”我说，“我不过是想让您高兴高兴罢了。”

　　大概他懊悔因误解了我的意思而得罪了我，所以他感到很窘，便欠起身子，捏捏我的胳膊肘。

　　“不，不，”他那双润湿的眼睛现出央求的表情瞧着我说，“我不过是开开玩笑罢了。”

　　然后，他说了一句非常紊乱、巧妙、复杂的话，意思是说我毕竟还是个好人。

　　“Je ne vous dis que ?a！”他最后说。

　　这样，我跟歌手继续喝酒聊天，而侍者们也仍旧毫不客气地瞧着我们，而且似乎有点取笑我们。虽然我对我们的谈话很感兴趣，可是我不能不注意他们，而且，我承认，我越来越冒火。其中一个侍者站起身来，走到那矮小的人跟前，瞧着他的头顶，开始笑了。我对瑞士旅馆的住客已经积下了满肚子的气愤，还没来得及在谁身上发泄，而现在，我承认，这群侍者真把我惹火了。这时，那看门人没有摘帽子便走进了屋里，然后，把胳膊肘支在桌上，在我旁边坐下了。这个最后的举动触犯了我的自尊心或者虚荣心，终于，使那在我心里憋了一整晚的、压抑着的愤怒爆发了。为什么当我一个人在大门口的时候，他会对我卑躬屈节地鞠躬，而现在，因为我和一个流浪歌手坐在一块儿，他就粗暴无礼地紧靠着我坐下呢？我心里充满了那种沸腾着的、深恶痛绝的愤懑，可是我暗自喜欢它，因为当它在我身上发作的时候，甚至刺激我，对我有镇静的作用，而且至少在短促的时间内，给我肉体的和精神的全部能力增加了一种非常的韧性、精力和力量。

　　我从坐位上跳了起来。

　　“你笑什么？”我对那侍者大声喝道，感到我的脸都白了，嘴唇禁不住直哆嗦。

　　“我没有笑，我就这样。”那侍者一边朝后退一边说。

　　“不，你们在笑这位先生。当这儿有客人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权利上这儿来，而且还坐在这儿呢？不许你坐！”我大声喝道。

　　看门人嘴里嘟囔着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

　　“这位先生是客人，而你们都是侍者，你们有什么权利笑他，并且坐在他旁边呢？为什么刚才吃晚饭的时候，你们不笑我，不在我旁边坐着呢？是因为他穿的寒伧而且在街头卖唱吗？因为这个；而又因为我穿着漂亮的衣服。他人虽然穷，可是我相信他比你们要好一千倍。因为他不侮辱人，而你们却侮辱他。”

　　“我什么也没说，您何必这样呢，”我的敌人——那侍者胆怯地答道，“我又没有妨碍他坐在这儿。”

　　那侍者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的德国话白说了。那粗暴的看门人想替侍者打抱不平，可是我猛烈地抨击了他，因此，他便装作也不明白我的意思，只是挥了挥手。那驼背的洗碗碟的女人大概注意到了我的激烈的情绪，怕闹出事来，或者是同意我的看法，拥护我，所以她尽量站在我和看门人之间，一方面劝他别言语，一方面说我对，请我息怒。“Der herr hat recht；Sie haben recht.”[18]她一个劲儿说。那歌手现出了一副极可怜、极害怕的神情，显然不明白我为什么冒火，我要干什么，便求我赶快走。可是那愤恨的、一吐为快的言辞却在我心里越来越强烈。我想起了一切：那嘲笑他的人群，那什么也不给他的听众，以及我那无法平静下来的心情。我想，若是那些侍者和那看门人不表示让步，我就会尽兴地跟他们大干一场，或是用手杖在那无法自卫的英国小姐的脑袋上乱敲一顿。假如这会儿我在塞瓦斯托波尔，我就会快乐地冲进英军的堑壕，把他们斩尽杀绝。

　　“那么，你们为什么把我和这位先生领到这个房间里，而不到那个厅里去呢？啊？”我抓住看门人的胳膊，不让他走，一面责问他，“你们有什么权利凭外表决定这位先生一定得呆在这个房间里，而不呆在那个厅里呢？难道说，所有出钱的人，在旅馆里不是平等的吗？不仅在共和国，就是在全世界也是一样。你们的共和国真是个糟透了的共和国！……这就是你们的平等！你们不敢把英国人领到这个房间里来，而那些英国人正是白听这位先生唱歌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每个人都从他身上偷去了他们应该给他的几个生丁。你们怎么敢把这个房间指定给我们呢？”

　　“那个厅关着哪。”看门人答道。

　　“不，”我嚷道，“撒谎，没关着。”

　　“那您知道得更清楚啰。”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撒谎。”

　　那看门人侧着身子从我身边走开了。

　　“唉！有什么可说的呢！”他嘟囔着说。

　　“不，别来‘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大声叫道，“马上把我领到那个厅里去。”

　　尽管那驼背女人一个劲儿劝我，歌手求我还是回去好，可是我却把那侍者头儿叫来了，同时我和我的伴侣走进了另一个厅里。侍者头儿听见我气愤的声调，又看见我激动的神情，没有和我争辩，只是带着蔑视的谦恭说，我高兴上哪儿，就上哪儿。我没来得及揭穿看门人的谎言，因为在我走进这另一个大厅以前，他就溜走了。

　　这个厅的确是开着，灯火通明，而且在一张桌子上，有个英国人和一位太太正坐在那儿吃晚饭。虽然侍者把我们让到一张特座的桌子上，可是我和这肮脏的歌手却挨着那英国人坐下，并吩咐把没有喝完的那半瓶酒给我们送到这儿来。

　　那两个英国人先是吃了一惊，后来就恶狠狠地瞧着那呆若木鸡地坐在我旁边的矮小的人；他们俩嘀咕了几句，那女的把盘子向前一推，绸连衣裙作响地站起身来，接着他们俩就走掉了。隔着玻璃门，我看见那英国人一面恶狠狠地在跟一个侍者说什么，一面不断地指着我们这边。那侍者把头伸进门来瞧瞧。我欣然等着他们来撵我们出去，这么一来，我就能把我所有的愤怒在他们身上发泄出来。幸好他们没有睬我们，然而当时我却觉得这是个遗憾。

　　先头不肯喝酒的歌手，现在却匆匆忙忙地把瓶里剩下的酒都喝光了，想尽快离开这儿。可是，我觉得，他是深深地感谢了我的款待。他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变得越发泪汪汪的和亮晶晶的了，而且他对我说了一句挺奇怪，挺紊乱的谢词。可是这句谢词还是使我感到了愉快；大意是说，如果人人都像我这样尊重艺术家，那他就好了，同时他还祝我一切幸福。我和他一块儿走进了过道。那些侍者和我的敌人——看门人——都站在那儿；那看门人好像是在跟他们说我的坏话。我觉得他们都把我当做疯子。我要让这矮小的人能够跟所有这群人平等，因此，带着一副尽我所能表现的恭敬态度，我摘下了帽子，紧握着他那只手指干枯、瘦骨嶙嶙的手。侍者们装出一副毫不理睬我的样子。只有一个人发出了恶意的笑声。

　　当歌手鞠了个躬，在黑暗中消逝时，我就上楼回到我的房里，想借睡眠摆脱这一切的印象和那突然在我心里生出的愚蠢幼稚的憎恨。可是，我感到自己激动得无法入睡，因此又上街去走走，想让自己平静下来，而且我得承认，除此以外，我还模糊地希望找个机会和那看门人、那侍者或是那英国人干起来，让他们认识认识他们的冷酷，尤其是他们的不公平。可是，除了那一看见我便背过脸去的看门人以外，谁也没遇见，所以我只好独自沿着堤岸徘徊。

　　“这就是诗歌的奇怪的命运，”我稍微冷静了些，寻思着，“人人都爱诗歌，都找寻诗歌，人人都在生活中只向往和找寻它，可是谁也不承认诗歌的力量，谁也不珍视世界上这个最大的幸福，既不看重也不感谢那些把这幸福给予人类的人。请问问住在瑞士旅馆里的那些客人当中的随便哪一个人：世上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所有的人，或许是百分之九十九，都会现出讥讽的表情对您说，世上最大的幸福就是钱。‘也许这种想法您不喜欢，和您那崇高的理想并不一致，’他会这样对您说，‘不过，既然人类的生活已经这样安排，只要有钱就能给人幸福，那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不能不让我的理性去看现实的世界，’他补充说，‘也就是说去看真实。’你的理性够可怜了，你所希望的幸福够可怜了，而且你是个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可怜虫……为什么你们大家都要离开自己的祖国、亲人、职业和财物，而聚集在瑞士的这座小城卢塞恩呢？为什么你们大家今天晚上都走上凉台，肃静地倾听那小小的乞丐的歌唱呢？再说，假如他还肯唱下去，那你们就还会默默无言地听下去。难道金钱，即使几百万，就能把你们大家赶出祖国而聚集在卢塞恩这个小角落里吗？金钱能使你们云集在凉台上，沉默地、纹丝不动地站半个钟头吗？不！只有一种东西迫使你们行动，而且永远会比生活中的一切别的动力更强烈地推动你们，这就是对诗歌的需要——你们不承认，可是你们会感到的，而且，只要你们身上还剩下一点儿人味，你们就永远会感到的对诗歌的需要。你们觉得‘诗歌’这个词儿滑稽可笑，你们把这个词儿用作嘲笑的非难，你们准许孩子们和傻姑娘们爱一种类似诗歌的东西，即使这样，你们还是嘲笑他们；对你们来说，你们需要一种普通的东西。可是孩子们却用健康的眼光来看生活，他们热爱，而且知道人应该爱的东西，以及能够给人带来幸福的东西，但生活却把你们弄得头昏脑涨、堕落腐化，以致你们嘲笑你们所爱的一种东西，并且光去找寻你们所憎恨的、使你们不幸的东西。你们简直头脑糊涂了，因此你们不懂得你们对这个曾把纯粹的享受给了你们的、贫穷的蒂罗尔人所应尽的义务，而同时，你们又认为你们自己必须在一位勋爵面前白白地、既没好处也没乐趣地降低身份，而且为了某种目的为他牺牲自己的安静和便利。真荒唐！真是无法解释的荒谬！可是今天晚上最使我吃惊的并不是这件事。这种对于带来幸福的东西的无知，这种对于诗意的乐趣的麻木不仁，我是差不多了解的，或者是因为我在生活中常遇见这种事，已经习惯了；人群的粗暴和无意识的残酷对我来说也并不新奇；不管那群众心理的辩护人怎么说，人群虽然是许多好人的结合体，但这些人只接近兽性的和卑下的方面，所以它只能表现人类天性的弱点和残暴。而你们这些自由、博爱的民族的儿女，你们这些基督教徒，你们这些只不过是人而已的人，怎么能用冷酷和嘲笑来回答一个求乞的不幸者给你们的那种纯洁的快乐呢？可是，不，你们的祖国有乞丐收容所。——没有乞丐，不应该有乞丐，也不应该有乞丐生活所依赖的怜悯心。但他已付出了劳力，他给了你们快乐，他央求你们把你们多余的东西给他一点，作为你们享用过他的劳动的报酬。可是你们却从你们的金碧辉煌的高楼大厦中，带着冷漠的微笑，把他当做稀罕事物似的观赏，而且在你们一百来位幸福的阔人中，肯把一点东西扔给他的人连一个也没有！这个蒙受耻辱的人从你们身边走开了，而那没有头脑的人群却跟在他后面取笑他，他们侮辱的不是你们，而是他，——因为你们冷淡，残酷和可耻；因为你们偷去了他给了你们的快乐，就因为这个，他们才侮辱了他。”

　　“一八五七年七月七日，在卢塞恩那家头等阔人下榻的瑞士旅馆门前，有一个流浪乞食的歌手，曾唱歌弹琴达半小时之久。约有一百位人士听他演唱。歌手曾三次求大家给他一点东西。没有一个人肯给他任何东西，甚至有许多人还嘲笑他。”

　　这不是虚构，而是确凿的事实；只要有人肯到瑞士旅馆的常客那儿去调查一下，可以查阅报纸，七月七日哪些外国人曾在瑞士旅馆住过。

　　这就是现代的历史学家们应该用激情的、不可磨灭的文字记录下来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比报章和史籍所记载的事实更重大、更严肃，并且具有深远的意义。什么英国人又杀死了一千个中国人，[19]因为中国人没有用现钱买东西，而他们的国家却要吸收硬币；什么法国人又杀死了一千个卡比耳人[20]，因为非洲的庄稼长得好，还因为不断的战争对于训练军队有益；什么土耳其驻那波利公使不可能是犹太人；什么拿破仑皇帝在Plombières[21]散步，而且在报刊上使人民确信，他只是秉承全体人民的意志才称皇帝，——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把早已周知的事实掩盖或透露出来的言论；可是七月七日在卢塞恩发生的事件，在我看来，是件十分新鲜、奇怪的事，是一件和人性的永恒的丑恶面无关、而和社会发展的某个时期有关的事。这个事实不是人类活动史的资料，而是进步和文明史的史料。

　　为什么在德国、法国或意大利的任何一个乡村里不可能有的这个惨无人道的事实，在这儿，在这个文明、自由和平等达到最高水平的地方，在这个来自最文明的国家的最文明的旅行者云集的地方，会有可能呢？为什么在一般的情况下能做出种种光明正大、仁义道德的事来的，这些又有教养、又讲仁义道德的衮衮诸公，对于个人的善行会没有人类的恻隐之心呢？为什么这些在他们的议会里、集会上和社会中热烈地关心在印度未婚的中国人的情况[22]，关心在非洲传播基督教和教育，关心设立改善全人类的协会的衮衮诸公，在自己的心灵中却找不到单纯的、原始的、人对人的感情呢？难道他们没有这种感情吗？难道他们这种感情的位置已经被在议会里、集会上和社会中支配着他们的虚荣心、名誉心和利欲心给占据了吗？难道被称为文明的人的明理的、自私的结合的传播，把本能的友爱的结合的要求消灭和否定了吗？难道这就是为了它流了这么多无辜的血，犯了这么多罪的平等吗？难道各民族像孩子们似的光凭嚷嚷“平等”这个词儿，就能造成幸福吗？

　　在法律面前平等吗？难道人的整个一生是在法律的范围内度过的吗？其实，属于法律以内的，只不过是生活中的千分之一的部分，其余部分是在法律以外，在社会的风尚和见解的范围内度过的。在这个社会里，侍者穿得比歌手漂亮，他就可以公然侮辱歌手。我穿得比侍者漂亮，我就可以公然侮辱侍者。看门人认为我比他高，歌手比他低；而当我和歌手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就认为他和我们是平等的了，因此就变得粗暴无礼起来。我对看门人横蛮无礼，看门人便认为自己比我低。侍者对歌手横蛮无礼，歌手便觉得自己比他低。在一个国家里，甚至连一个公民，既没有加害任何人，也没有妨碍任何人，只是为了免于饿死，才做一件他所能做的事，也要被关进监狱里去，难道这是自由的国家吗？这是像人们所说的绝对自由的国家吗？

　　一个为了积极解决自己的需要因而被投到善与恶、事实、思考和矛盾这个永远动摇的无限的海洋中的人，真是一个不幸的可怜虫！为了把善推到一边，把恶推到另一边，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一直斗争和努力着。一个世纪一个世纪过去了，一个具有公平心的人，无论在哪儿把他放在善与恶的天平上称一称，天平并不摆动，在它的每一头有多少善，也有多少恶。人只要能学会不评论，不苦苦地积极地思索，不回答为了使问题永远得不到答案而对他提出的问题，那就好了！他只要能了解每种思想都是虚伪的，同时也是真实的就好了！它所以虚伪，是因为它的片面性，是因为人不可能了解全部真理：它所以真实，是因为它表达了人类愿望的一个方面。人们在这个永远动摇不定、没有尽头、无限错综的善恶交错之中给自己作出了分类，又在这个海洋上划出了假想的线，然后盼望海洋也照此自行分开，好像根本没有从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在另外一个方面作出的其他无数的分类似的。不错，这种新的分类多少世纪以来已经形成了，可是许多世纪过去了，无数的世纪也会过去。文明是善，野蛮是恶；自由是善，束缚是恶。正是这种臆想的知识把人类天性中那种本能的、最幸福的、原始的对于善的需要给消灭了。那么谁能给我下个定义：自由是什么，专制是什么，文明是什么，野蛮是什么？这个和那个之间的界线在哪儿？谁的心里有这样一个善与恶的绝对标准，使他能衡量所有瞬息即逝和错综复杂的事实呢？谁的头脑有那么伟大，就是在静止的过去中也能洞悉和衡量一切事实呢？谁又看见过善与恶并不同时存在的这种情况呢？我又怎么能知道我看见这个比那个更多，并不是因为我的看法错了呢？谁又能即使在一瞬间在精神上完全地离开人生而独立自主地超然观看人生呢？我们有一个，并且只有一个永远不犯错误的指导者——主宰全世界的神明；他渗入到我们大家和每一个人心中，给每一个人灌注对一切应有的事物的渴求；正是这个神明叫树木向着太阳生长，叫花卉在秋天里投下种子，并且叫我们本能地互相亲近。

　　而且，把文明的嘈杂忙乱的发展压倒了的，也正是这个唯一永远不犯错误的、幸福的声音。谁更多是人，谁更多是野蛮人呢：是那个因看见歌手的破烂衣服便恶狠狠地离开了桌子，而且不肯从自己的财产中拿出百万分之一来酬劳他，现在正吃得饱饱的坐在明亮宁静的屋子里，悠闲地大谈其中国的情形，认为在那儿犯屠杀罪是正义的那个英国勋爵呢，还是那个冒着坐牢的危险，口袋里只有一个法郎，二十年来走遍了高山和低谷，没有危害过任何人，而用自己的歌唱安慰人，并在今天受了侮辱，差不多被人撵走，又累又饿，又蒙受了耻辱，已经跑到什么地方的霉烂稻草上去睡觉了的歌手呢？

　　在这个时候，从街头夜间的死一般的沉寂中，我远远地、远远地听见了那个矮小的人儿的吉他声和他的歌声。

　　“不，”我不禁对自己说，“你没有权利可怜他，也没有权利为那勋爵的富裕生气。谁曾在天平上称过这些人之中每个人的内在的幸福呢？瞧，他这会儿正坐在什么地方的肮脏的门槛上，凝视着月色溶溶的天空，在宁静、芬芳的夜色中快乐地歌唱；他心里没有责备，没有怨恨，没有懊悔。可是谁知道那些在高楼大厦里面的人，心里现在正做什么打算呢？谁知道是不是所有这些人的心里，正像那个矮小的人儿的心里一样，也有那种毫无牵挂的、柔和的生之喜悦和与世无争的胸襟呢？允许和命令这一切矛盾都存在的神的慈悲和智慧是广大无边的。只有你，渺小的可怜虫，鲁莽而放肆地想要洞悉他的法则和他的意图的可怜虫，只有你，才觉得有矛盾。他从他那光辉超绝的高处，温存地俯视着而且欣赏着你们大家生活于其中的那充满矛盾而又永不止息地前进着的无限和谐。你居然骄傲自满地想摆脱这个普遍的法则。这是不行的！而你竟会对侍者们怀着毫不足道的愤慨，你对无穷无尽的和谐的要求也给予了回答……”

　　（1857年7月18日）

　　芳信 译

　　* * *

　　[1]旧译琉森。

　　[2]法语：有才智的人。

　　[3]法语：波尔卡舞。

　　[4]杜伊勒利宫，旧时法国王宫，今已废，改建成花园。

　　[5]法语：公共餐桌。

　　[6]奥地利西部与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区，在阿尔卑斯山中。

　　[7]法语：方言。

　　[8]法语：先生们太太们，如果你们以为我是要挣点钱，那你们就错了；我是个穷人。

　　[9]法语：现在，先生们太太们，我要给你们唱一首里吉民歌。

　　[10]法语：先生们太太们，如果你们以为我是要挣点钱……

　　[11]法语：先生们太太们，谢谢你们，我祝你们晚安。

　　[12]法语：像火枪手那样。

　　[13]法语：是的，糖是好东西，对孩子们来说是甜的！

　　[14]法语：这话我只跟您说。

　　[15]法语：阿斯提。

　　[16]法语：警察太麻烦了。

　　[17]法语：一个穷人。

　　[18]德语：这位先生对；您也对。

　　[19]一八五六年底，中国政府逮捕了英国船上的鸦片贩子。英国人认为大不列颠国旗受到侮辱，从英国军舰上残酷炮轰广州，侵占并掠夺该城，杀死大量市民。

　　[20]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民族。

　　[21]法语：普隆比埃尔。该地为伏吉萨尔的一个疗养地。此处拿破仑系指拿破仑三世。

　　[22]一八五七年七月，英国国会提出招中国移民中的自由劳工去英殖民地的问题，中国移民不愿携带妻子前往，众议院会员建议对未婚移民课以重税。